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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僧的行囊

用牧人的眼睛 看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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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因幻想而上路, 在路上讲故事。 图文除署名外均为原创。 这里就像作者的个人图书馆。 欢迎阅读交流,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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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识--阿姆 A  

2009-08-25 18:09:55|  分类: 雪山之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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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对我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政体,更是许许多多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个人居住的家园。我在路上与他们相遇,即使只有一回两回,但我把他们记住了。而他们呢,也会在多年之后,一眼把我认出来。所以,我在心里将他们认作老相识。

下面,让我来说几个普通人的故事罢。他们都住在云南省德钦县的卡瓦格博雪山下,澜沧江从山脚流过,大大小小的村庄散落在高山峡谷之中。他们的家,也像孩子的襁褓,被群山包裹着。

 

阿姆

2008年10月初访问德钦县,朋友斯朗伦布开车带我们到卡瓦格博雪山下的几个村子考察。9号先去荣中-西当。十年前我开始到这里做调查,拍纪录片,大约在三、四年里,每年要来此住一、两个月。车子在村庄里蜿蜒行走,村貌依旧,多了些新房子而已,不像隔壁的明永、布村,因旅游和种葡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行的话题是弦子歌舞的传承。县里的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从2005年起,与各村合作举办弦子擂台赛,2006年5月轮到西当村,搞得非常热闹,激起了村民学习传统歌舞的兴趣。今晚,大家因我们来,要在老书记阿登家开个晚会。饭后,二十多个村民陆续聚拢到阿登家的主房里。宽大的屋子中间立着一棵中柱“基卡”(dkyil ka)。中柱象征一家的根基,所以俗话说,村里有威信的老人,就像柱子一样稳扎。柱头上靠窗户的一边画着月亮,代表父亲;靠储藏室的一边画着太阳,代表母亲。男人们都坐在父亲的这边,女人们则聚在母亲的那边。

我有七、八年没来西当了,于是把带的几张照片交给阿登,那是1998年拍的,请他转给被拍摄的人。不一会儿,阿登过来,指着母亲那边的一堆女人说:诺,照片上的就是她。我跟他走到人群中一位中年妇女的面前,她叫阿姆,手里正拿着一张收割麦子的照片。我一眼认出了她,还是白色的上衣,清瘦的样子。那年6月12日,我在西当村拍摄麦收,一群年轻和中年的女人帮噶太家割麦子,阿姆就在其中。

卡瓦格博地区的藏民在地里种青稞和麦子,青稞产量低,大部分用来煮酒,还做点糌粑。麦子收了以后犁地,再种包谷。这两样作物,为村民和他们的牲畜提供了基本口粮。他们每年都用麦子、玉米或青稞交换西藏盐井的藏盐来喂牲畜,交换方式为一盆粮食换一盆盐巴。同时,用核桃换进或用钱购进几百斤大米自食。麦子换盐巴,核桃换大米,是当地食品交换的老规矩。

那年的收成不错。藏式民居的平顶上都是人,有的用机器给麦穗脱粒,机器是几家人合伙轮流用。有的人端着簸箕,吹着口哨招风,把麦壳扬走。耀眼的阳光下,收割后的土地呈现为褐色,还没收割的田野依然金黄一片。在遍野金黄里,夹杂着一丛丛的墨绿,那些都是核桃树洒下的浓阴。荣中、西当、明永、斯农等沿江的村子都坐落在干旱的台地上。除了小片的灌木,很少成片的树林。藏族的先民学会了种植核桃树(藏语叫达噶),这些枝叶浓绿,树冠大如巨伞的乔木根系能扎进深深的地下,有效地保持水土,使这些村庄变成了干热河谷中的绿洲。可以说,核桃树就是当地藏族村庄的风水树。每棵核桃树都有名字,如红核桃树叫“达瓦达”,跳舞的树叫“热巴达”,鸡蛋大的树叫“光达”。村里的核桃树都分到各家各户管理,每户人家少的有几十棵,多的有上百棵。每年核桃的产量从数百斤到一两千斤,有的用来榨油,有的用来换大米和面条。四川老板会挨村挨户地来做生意,一斤大米换一斤核桃。

金黄的麦田衬托着核桃树的浓绿,天空的深蓝,雪山的银白,令人双目舒展,心头畅快,想亮开嗓子唱歌。

果然,在知了无休止的鸣叫中,传来女子的合唱:

干什么都不嫌苦

没有父母心里才苦......

我们从核桃树阴下眺望原野,远处,那歌声此起彼伏,歌唱当中带着拖得很长的尾音,缭绕着升入天空的云层里,然后一个转折飞翔而下,接着一串‘啊喝喝”的呼喊,就像放牧和砍柴的村民隔着深谷呼叫对面的人。

我提着摄像机,伙伴和建华抬着照相机向他们走去。那是嘎太家的人和几个亲戚在收割麦子。除了一个男子,其他都是女人。

那中年男子看见我,好奇地问:“师傅,这个是录像吗?”

我回答“是的,”几个女人马上嘻嘻哈哈围上来,要求看一看。她们都戴着军帽,扎着蓝布围腰。

“里面是彩色的,真好看!”一个女孩惊讶地叫道。

“我也看一下!”“怎么看不见?”“你的眼睛怎么啦?”“真好看,好漂亮啊!”“提布卓玛也要看。”“让她看看嘛。”“看嘛,不用害羞。”女人一边争着往寻像器里张望,一边唧唧喳喳。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跳到镜头前,挥舞着镰刀作舞蹈状:“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她就是阿姆。

众人大笑,在阿姆周围挥动各自的镰刀。“不要闹嘛,让她唱!”“你把镰刀弄到别人头上了!”“让她跳敬爱的毛主席!”

中国是什么:老相识之--阿姆 - azara - 游方僧的行囊

我1998年在西当村拍的照片,前面的人便是阿姆。

我们的到来,给了大家休息的借口,女孩子叫着“去休息,叔叔!”带头朝核桃树下跑。有人哼着小调,阿姆在头上插朵野花,用树叶吹着曲子。嘎太的小女儿卓玛则攀上核桃树干倒吊着,嘴里还直喊:“我要耍个魔术,你来看。”众人在一旁起哄:“笑一笑!”她妈妈嗔怪地说:“不要张大嘴,像哭一样。”

各人选了个舒服阴凉的地方坐下,那中年男人问我:“这个地方好不好住?”“好住。”“我们的家乡不错吧?”“很好,是个好地方。”第一次有乡下人跟我表白喜欢自己的地方。我也喜欢这里。虽然没来几天,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正午的太阳把山都烤成了赤红色,割麦子的人汗流不止,个个后背都湿了一大片。但女人们还在一个劲地唱歌:

我的家乡在绿色的松柏林间,

绿色的松柏林,

在白云飘过的地方。

接着几声“啊喝喝”,叫得有气无力,有人笑道,“叫得像老鼠一样,”大家笑成一片。阿姆好像不会累似的,干一阵活,又挥舞着麦秆唱唱跳跳:

大理的海子啊,

大理是个好地方。

割下的麦子堆成很多小堆,这一片割完了,把小堆摞成大堆,用绳子扎起来,把镰刀插进去。然后坐在地上,把绳子搭上两肩,一弯腰,使劲,站起,一座座金黄的小山便顺着田埂运动起来。背麦子的女人是惹不得的,男人们在路上远远见她们过来,就要连忙躲开。我跟小和不懂规矩,有一次被西当村背麦子的妇女碰上,她们丢了麦捆围上来,嘻嘻哈哈地把我俩四手四脚地拎着“绕”(甩),在村里传为笑话。

爬上一截短坡,穿过一片树林,挤过一条巷道,再上一个小坡,拐弯,就进了嘎太家的院子。

卓玛的阿爸噶太看着女儿和妻子回来,放下麦捆,招呼大家进刚建好还没装隔板的新房。他的祖父来自西藏,祖母来自怒江。他和妹妹白玛曲楚都结了婚。可有趣的是,白玛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儿子,噶太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女儿们取名叫格桑拉姆、格桑卓玛、格桑次姆,大女儿20岁了,正准备结婚。

女人们进门就问:“你们两个大男人在家,没有做酸奶啊?”“我们帮另一家做事去了。”男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你们在家,怎么会有酸奶喝!”女人嗔怪地说着,开始烧茶做饭。这一带的藏族一天要吃四顿饭:早上喝酥油茶、吃糌粑;中午10点吃米饭,喝酥油茶;下午3点吃饭,喝酥油茶,米饭和粑粑交换吃;晚上7、8点吃饭,偶尔喝茶。

    我们吃的就是下午的中饭,有夸(麦面粑粑)和酥油茶。面对着摄像机,女人们闹个不歇气。又是阿姆领头,把两个碗端起来跳舞,还要了我的眼镜仔细观察:“戴上这个眼睛会花哟。”她果然戴上了。“不要把眼镜弄掉了,”旁边的人担心。“她肯定头晕了,”她果然木呆呆地站着,“眼睛花了!”“眼睛摇得不行了,”“你看看,要晕倒了。”然后大家轮流实验一番晕倒的感觉。

卓玛拿出一叠照片给众人看,有全家的,有她本人的,“很漂亮,”有人评价。“这张照片上她的脸不清楚,”“还是这张好看。”

几张照片放到我的镜头前面,“你认识这个人吧,他是北京来的。”“他是拉萨来的。”他们当我是记者,好像应该知道天下所有的人。

“这张是在雨崩村拍的,在卡瓦格博雪山脚下。”

小和猜测,“这张是日本人照的?”“是。”

我问:“日本人照的?我看看。”

“是日本登山队员拍的照片。也是在卡瓦格博脚下拍的。”一群转经的村民,男男女女,其中有今天在场的人。我想起在冰川发现的照相机,想起在日本,攀登过卡瓦格博的研究生中村真给我看他拍的照片,很多都是村民的合影照。

照片勾起了大伙的兴趣,女孩子们提议:“我们要穿新衣服照相!”拿着照相机的小和还没反应过来,卓玛已经打开衣柜翻衣服了。她找出一件藏装,不是时下流行的西藏式样的舞蹈服装,而是典型的德钦藏袍,青蓝色的,华贵的节日服装。她翻出一个箍状的头饰,顶端竖着交叉的尖角,用青红两色毛线缠绕,是德钦女装的标志,叫做“帖炯。”“我戴上这个头饰,一定好看。”母亲和旁边的女人也来帮忙,“不是这样戴,来我帮你。”“要戴就好好戴。”“不,我要自己戴,会戴好的。”“让她看着镜子戴。”“要转过来才对。”“把红线放下来。”另一个女人也照样打扮起来。“要不要穿高跟鞋?”“不用。”阿姆也翻出一套盛装,在旁人的帮助下穿起来,在衣柜的镜子前跳了一段舞。

男人们在一边看热闹,“她们都是疯子吧?”嘎太还想着地里的事,“你们不割麦子,在这里闹,天黑都干不完。”女人们才不在乎,嘎太无可奈何,“反正干到天黑也是你们的事!”

女人们玩够了,又回到地里,依然边干活边唱歌。后来,我把那天拍的录像编成一个短片,取名叫《麦子》。今晚我能一眼认出阿姆,因为在编片子的过程中我反复看过这段素材,早已熟悉影片中每个人的样子。也因为阿姆在女人中实在太疯了。

此刻,阿姆显然也一眼认出了当年的“记者”,一把搂住我,兴奋地拥抱了一下。藏族人可没有这样的习惯哦。之后,村民们轮流表演节目,没有人害羞,每个人都大大方方地走到屋子中间,说唱就唱,说跳就跳。阿姆第二个上去,唱了一支山歌:

干什么都不嫌苦

没有父母心里才苦......

太熟悉了,那就是1998年6月12日,女人们在西当村噶太家麦地里唱的歌,我把它用在影片《麦子》的开头了。阿姆是为我唱的,歌声如同咒语,把那天的情景召唤到了眼前。

临近11点,女人们陆续离开,阿姆也在我没察觉时走了。晚会结束后,我找到阿登的老婆,说我们明天一早要走,请她务必将一片DVD光盘转交给阿姆,里面有她和女人们在麦收时节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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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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