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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僧的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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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幻想而上路, 在路上讲故事。 图文除署名外均为原创。 这里就像作者的个人图书馆。 欢迎阅读交流,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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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什么:达旺的核桃树  

2009-09-23 08:28:23|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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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国曾与邻国印度发生边界战争。战后,原属西藏的达旺地区并入印度,成为“阿鲁纳恰尔邦”的管辖地,中国未予承认。2009年4月,印度总理帕蒂尔首次访问达旺,再次引起了中印两国政府对该地区归属的争议。

达旺的居民大部为门巴族,那里是六世达赖仓史嘉措的出生地。

在国家冲突的争战中,门巴人的命运如何?

1994年,我在西藏琼结县碰到了老焦,一个在战后逃亡到藏地,再也回不了家乡的门巴人。

  

— 听门巴干部讲藏王墓

“我是达旺江卡村人。村里有棵大核桃树,下面就是我的家。1950年那时我六岁,住在一个石头房子里,有五层楼,最底下关牲口,第二层住人,再上一层装粮食,顶楼晒干麦子,有17个房间。我家水田、旱地合起来有100多亩,用轮歇的方法耕种,完全靠自己。当地仅少数富农养奴隶,我家算中农。但是我们门巴地区没有一个要饭的人,大家都有土地有房屋。

西藏只有墨脱县全是门巴族,以及少量珞巴族,错那县的门隅地区人数最多。我家所在的达旺就属门隅,现在被印度占着。在我1962年离开时,那里还有37000门巴人。”

1994年3月我到西藏山南地区的琼结县,没想到会碰上他,一个门巴族干部。他叫老焦,在县里主管民族和宗教工作。

琼结县是藏族的老家,吐蕃王朝的发源地,历史上没有门巴族定居过。县城外不远处,象山包一样隆起的藏王墓一座接着一座,非常壮观。据老焦介绍,琼结的藏王墓散布在木惹山到东嘎沟一带,这片墓地东西长约2076米,南北宽约1407米。按史书的记载,共有21位赞普(王)埋葬于此,现在可以看见的封土墓堆还有16座。

在一般人印象中,西藏盛行的是天葬,却不知吐蕃时代曾崇尚土葬。根据发现于敦煌的吐蕃历史文书所载,第七代止贡赞普被人杀害,他的遗骸便葬在降多拉布山的陵墓中(1)。我和同行的李记者到主要的几座墓地转了转,其气派之大,全然出乎想象。没来以前在明信片上见到的藏王墓,形同土丘。如今登上山岗远眺,散布于山谷中的十余座陵墓,一座座象小山耸立,又象巨大的城堡,逐层朝着东边的山峦延伸。最大的一座封土堆卧踞对面的山坡,看上去约有一个足球场大小。老焦说,那就是赤松德赞的陵墓。此君为吐蕃的三大名王之一,曾在公元8世纪挥军占领过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并和莲花生等人创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关于藏王墓聚集在琼结的原因,书上是这样解释的:

“公元六世纪初,聚居在雅隆河谷(即今山南乃东、琼结一带)的雅隆部落崛起,先后兼并了临近部落,逐渐统一了西藏。松赞干布继位赞普之后,迁都拉萨,但琼结一带毕竟是吐蕃的发祥之地,为不忘其根本,仍对山南经营十分重视,不时移居于此,作为王朝本营,出于同样原因,还将藏王的陵墓也建在富有根基的琼结”(2)。

与藏王墓遥相对应的,是海拔3800米的青瓦达孜山。我沿着陡峭的城墙往上爬,直到山上残留的宫堡遗址。据说从吐蕃第9代到15代赞普,先后在此山兴建了达孜、桂孜、杨孜、赤孜、孜母琼结、赤孜邦都六座宫殿。山上还保存一座高达16米的圆形古墓,相传唐朝的金城公主就葬在这里。宫堡和大墓,均为土、木、石结构。不仅使人想到,西藏早期的文明,曾以宫、墓作为代表。二者呈现出生死两界的对照。至佛教传入,大批寺院兴建,土葬亦被天葬、火葬、水葬等葬式取代,西藏文明的物化形式转而变成了宫殿和寺庙。它们两者,是尘世与圣界的对应。而以往象征着死后世界的坟墓,竟悄然从广袤的藏区消失,仅在少数边缘地带,因受他族影响还实行土葬。

 

二 从故乡流亡

门巴族的葬俗如何,老焦没有讲。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墨脱的门巴人实行的是集土葬、火葬和水葬于一体的复合葬。人死后,先用背筐放入墓地埋一年,然后取尸出来焚烧。第二天再把骨灰装入簸箕扔到江河里(3)。这种葬俗受了藏族的影响,因为门巴族也信藏传佛教。除此而外,本民族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子,也是清晰可见的。其中的一个要点,是在表达悼念之情的同时,也割断同死者的缘分,如取尸焚烧之前,取尸人要说这样一段话:

“某某,你死了,魂没有死,已升到了天堂。这是给你最后一次佳肴了。你不要思念亲人,也不要危害他们。今日送你18尺长的经幡一个,请接受吧,去天堂安息吧,不要再返回来了。走吧!快快走吧!”(4)

老焦没想到他还活在人世,就要被迫离家出走,不能再返回。“1962年中国和印度打仗,我的母亲和弟弟因为战乱逃走,逃到中印边境上,我留在家里。后来解放军到了达旺,是一个侦察连。他们让我带路,还让我到印度兵的俘虏营做翻译,为什么呢?我8岁到13岁的时候在家干农活,13至15岁给一个印度医生做饭,以后又回家当民工,为印度各个村庄修路,为他们背东西,直到19岁。就这样学的印度话。我那时胆子大,敢骂印度人,连印度兵也敢骂,所以印度人怀疑我,说我是汉人。我问为什么把我当汉人?他们说:你个子不高,脸白红白红,汉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怀疑我,抓了我两、三次,所以我要跟解放军打印度兵。

因为我会说印度话,解放军便让我穿上藏装,去给逃到中印边境地带的门巴族老百姓讲政策,说解放军政策好,解放军帮助我们,大家快回来种地。可有些坏人在那儿捣鬼,说我是共产党的狗腿子。等解放军撤走,印度人过来,他们就向印度人汇报。我有个表舅跑来告诉我说:孩子,实在不行了,赶快跟解放军到西藏去,印度把这里管起来了,警察正在到处找你。走吧!快走吧!我找解放军的首长报告,首长说:你干脆到西藏内地,在那里不用呆多久的,我们不要三年就可以解放门巴地区,你就跟部队回来了。”

可老焦再也没能回到达旺。从他离开以后到现在,达旺一直为印度占据。老焦到西藏当了干部,1964年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66年又分配回西藏工作,在地质测绘队呆过多年。就在他回西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他在达旺的那段历史说不清楚,到底是帮解放军,还是帮了敌人?为此老焦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到学习班接受审查:

“在那儿一共呆了10个月,才回到山南(西藏的一个地区)。我一再说,我再也不当干部,要当老百姓去。根本没想到会说我是敌人的狗腿子,那我何必在战争中心甘情愿地跟着解放军打仗?我到底是哪个敌人的狗腿子?我的心一再盼望回到家乡,怎么整我也整不垮。”

 学习班结束,老焦真的到乃东县当了老百姓。他在那里找到一个藏族妻子,成了家。后来上面又说老焦被搞错了,于1970年把他调到琼结。他先后在琼结呆了20多年,当过管理员、公安特派员、农业机械厂修理工、厂长、主管民族和宗教的县干部。如今他再也不想大起大落,只想过安宁的日子:

“我现在工龄有30多年,年龄也50来岁了。在农机厂搞电焊刺坏了眼睛,不戴眼镜就看不清书上的字。人老,不适应今天改革的形势,所以我准备了退休报告,如果退不了,再坚持一、两年”。

 

三 去右眼寺看跳神

我去的时候老焦还在坚持工作。3月的一天,他陪我到山沟里的右眼寺看跳神。右眼寺很小,共有34个僧人。看那规模,就和一家藏民的院落差不多大小。老焦提醒我不要小瞧了这座寺院,它在琼结县的15座佛寺中是首屈第一的。它的出名既不因为历史久远,也不因为人多势众,更不因为财力雄厚。恰恰由于它太小太穷,却靠27双发黑的手养活了自己,而得到周围百姓的敬重。老焦引我拜见右眼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佳立主任。这位老僧从小在该寺出家,后来佛教信仰被禁,他当了乡里食堂的炊事员。文化大革命以后,寺院从1985年恢复活动,佳立退休后当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用于右眼寺的修复,又带领僧众搞“以寺养寺”,即一边接受各方的捐助,一边种地、办榨油坊、喂牲口,把自己养活了。佳立主任说:每年一个僧人除念经修行和放一个月农忙假以外,还要干70天的活。大致内容有:

     到本寺的地里浇肥   3天

     灌水、耕地、种菜   4天

     拔草         4天

     收割、打麦      5天

     捡牛粪、收羊粪、打柴 3天

     垒墙、植树      6天

     浇树         6天

     运沙土修房子     5天

         ……

    

收羊粪要到牧区,自带干粮,走10多公里,找牧民去买,每袋羊粪付一元钱。僧众一年有30天假期,回家帮助收割。只有佳立主任留守寺院,他算退休工人,没有土地。

 僧人的生活,是学经和劳动并重。每天早上6点起床,念经两个钟头,吃饭,然后便干活,一直到下午6点,晚饭后修行到12点。除了干活得的收入,寺院最大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各方的施舍。80年代靠化缘重塑了第一尊佛像,后来又靠化缘建了一座分寺,搞起了榨油坊。平时僧人的吃饭问题需自己解决,但在干活的70天内,和遇有重大的法事活动,则由寺院提供伙食。举行祭典花费特别大,像这次我们观看的跳神仪式“羌姆”(vcham),就要用一万多元。佳立主任手巧,自己做了63副面具。若请专门的工匠,每副面具得花65元左右。当然,来宾和朝圣的藏民也要尽其能力捐钱捐物。今天,戴长鼻子面具的“卓巴”做滑稽表演时,大家纷纷用哈达包着钱往场子里扔。过后主任告诉我,大约有两千多元。此外,还有些个人和单位捐了不少实物,如建筑公司捐了15袋水泥,乡镇企业局捐了一箱玻璃,地区公安处捐了6个五磅水瓶。老焦代表他所在的部门捐了一筐砖茶。

看表演的时候,捐了茶叶的老焦被请到二楼的贵宾席就座,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寺院的经师、佳立主任,以及琼结县的县长,乡镇企业局长,甲玛乡、培果乡的乡长等人。我呆在院子里,同几千百姓挤坐在石板地上。旁边一位老者帮我捧着一瓶啤酒,看一阵,便请我喝一口。当时按公历是3月20日,藏历为二月二十八,才开春,但白天的太阳已经很辣,就觉得那青海啤酒味道特别爽口。右眼寺的羌姆也以这个日子命名,叫做“二月二十八日羌姆”。

 

四 醉眼里的达旺

6月间我再次访问甲玛乡和右眼寺,是老焦和一位小伙子陪着去的。这回才发现他们两人都能喝酒,两天内,手没离过酒碗。到后来,两个人都已醉眼朦胧。后来老焦请我到他在县政府的家里,一边端出青稞酒,一边讲起门巴族喝酒的事:

“西藏粮食品种少,而我们达旺有23种粮食。所以门巴族可以轮流吃大米、白面、包谷(玉米)、荞子、小米、鸡爪谷等。不兴喝茶,只喝酒,男人女人无论在田里也好,家里也好,都要喝酒。白天喝藏酒,晚上喝白酒,是自己做的。烧酒的坛子底下盛酒,上面用三节棍子支着一个泥罐,里面放砸碎的鱼、牛骨或者鸡蛋,然后用一个脸盆大的盖子把坛子罩住,盛满水,再用火烧。烧到坛子里的水象洗脸水那么热,换三到四次,才把酒倒出来,装进酒壶,熬开。那味道,美得不得了,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我到西藏以后,从来没喝过那样的酒”。

老焦讲这番话的时候没有动酒杯,可他靠在椅子上的样子,以及恍惚的眼神,让人觉得他已经有些醉意。一会儿,话题从喝的酒转向吃的饭:

“在达旺,我们早上吃大米,中午吃鸡爪谷团团,晚上吃面疙瘩或小米稀饭。现在供应的大米放久了,不香。我家乡的大米新鲜得很,有四个品种:一种颗粒较小,可以煮米饭,很远都闻得到香味。一种是红米,非常香,不用菜也好吃。另一种比较粗糙,比较白,一个小时也煮不烂,可煮熟以后,会胀得象虫子那么大。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现在吃的这种大米,产量相当高,可不好吃。前三种好吃的,产量却不高。如今到处讲提高产量,不抓质量,出的米味道不好。就是前三种好吃的米,产量也比青稞高,插下去,从一亩地长的苗,可以移栽到8亩地上。一亩地几麻袋几麻袋地收,比青稞产量高多了”。

门巴人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环喜玛拉雅地带的民族。这一地带从中国的青海向南延伸,经四川西部(民国时期建过西康省),云南西北部,缅甸北部,直到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印度的北部。这是以青藏高原为基地的藏文化与其周边的伊斯兰教文化、汉文化、东南亚文化和南亚文化交接的过渡地区,有许多小族群在此生息,如青海的土族、四川的白马藏人和羌族、云南的纳西族、独龙族、普米族、怒族,喜玛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锡金人、不丹人,当然还包括仅有 4、5万人的门巴族。这些族群的信仰多以自然和神灵崇拜为基底,同时又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老焦的家乡达旺所属的门隅,在古代便是藏传佛教流行的地区。14至15世纪,这里是西藏竹巴噶举派的世袭领地。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派弟子和错那宗的官员到门隅,建立宗本衙门,将达旺寺扩建成这一带最大的格鲁派寺院。老焦告诉我,他小的时候,达旺寺的僧人有1500多名,都是门巴族。

 

五 仙鹤,借—借你的翅膀

达旺出的大人物,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最为有名。仓央嘉措,1683年诞生在达旺的乌金岭,有人认为他的家庭可能属于门巴族。仓央嘉措幼年丧父,本来很少的家产又被舅父和姑母夺走,只得以放牛为生。据说他自三岁起就表现出奇异的言行,故而当地盛传他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当时职掌西藏政教大权的第悉.桑结嘉措闻息此事,派人多方考核,暗中认定了他的灵童身份。1697年,五世班禅亲自为他授沙弥戒,并为其取了法名。

就在这一年,西藏的历史和仓央嘉措的命运同时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圆寂后,担任第悉(明末清初西藏最高行政长官)的桑结嘉措为防止发生动乱,隐瞒此事达15年之久,找到转世灵童的消息也因此秘而不宣。直到1697年,康熙皇帝打败蒙古准噶尔部的军队,从被俘的藏人那里得悉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多年的消息,便致信第悉.桑结嘉措严词责问,这件事才得以公开。同年,14岁的仓央嘉措被迎至拉萨的布达拉宫坐床,成为尊贵的六世达赖喇嘛。然而,仓央嘉措不幸身处动荡的年代,担任第悉的桑结嘉措与实际控制西藏的蒙古拉藏汗之间矛盾日趋激化。而从小习惯在山野之间游荡的仓央嘉措,内心的冲突也难以抑制。他厌恶深宫里的生涯,渴望自由而富于情感的世俗世界,时常乔装外出,饮酒唱歌,纵情嬉戏。就在如此充满矛盾的生活情景中,他写下了许多传诵古今的诗篇。那诗歌处处可以看到一个企图挣脱宫廷的羁绊,欲以情缘救度身心的孤单的影子:

    默想的喇嘛面孔,

    很难来到心上;

    不想的情人容颜,

    心中却明明亮亮。

 

    守门的老黄狗,

    心比人还灵,

    别说我夜里出去,

    今日清晨才回宫!

 

    住在布达拉宫时,

    叫持明仓央嘉措;

    住在山下拉萨时,

    叫浪子当桑旺波。

   (5)

当仓央嘉措因屡屡违规而与第悉.桑结嘉措发生矛盾时,桑结嘉措和西藏的蒙古施主拉藏汗之间的不和,也很快走向极端。1705年,拉藏汗率兵打进拉萨,逃亡的桑结嘉措被抓获斩首。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拉藏汗欲除掉桑结嘉措认定的达赖喇嘛,于是派人赴京状告康熙皇帝,说仓央嘉措企图谋反,而且不守教规,并非真正的转世灵童。康熙皇帝听信谗言,下令把仓央嘉措“执献京师”。临行前,拉萨哲蚌寺的僧人夺回六世达赖,蒙古军队遂将寺院围困。仓央嘉措不忍眼见发生流血冲突,便自己下山,随蒙古人而去。传说他行至青海的贡噶瑙尔,因得病圆寂,有人说是被拉藏汗所害,也有人讲,他在蒙古云游弘法,直至西去。

 住在拉萨的时候,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次仁杰布给我讲解过仓央嘉措的一首诗:

      洁白的仙鹤,

      请把翅膀借我一借,

      远的地方不去,

      转转理塘就回。

 

据说这首诗预言了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但它同时又象酒杯,盈满想家的愁绪。文中的理塘,在今天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正是七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地点。我想它又是一个象征的地名。作者下笔的时候,心头萦绕的,一定是家乡达旺的景色。他的另外几首诗曾直接点明,日思夜想的情人就在故乡:

     我和情人相会的地方,

     在南门巴的密林深处。

     除了巧嘴鹦鹉,

     哪个也不知道。

     能言的鹦鹉啊,

     这秘密请不要在路口散布!

 

     杜鹃从门域飞来

     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我和情人相见,

     身心轻松欢愉。

     (6)

 

文中讲的“门域”(门隅),是喜玛拉雅山南麓包括达旺在内的门巴族聚居区。这里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湿润,森林广布,物产丰富,水稻一年可以两、三熟。清代,西藏地方政府把门隅分为32个错(区),征收赋税,实行僧差制度,凡有三个儿子的家庭,二子须到寺院为僧;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则送幼子为僧。19世纪中后期,门隅归西藏错那宗和达旺寺管理。管理机构设在达旺,由两名管事(拉业)和两位寺院代表组成。乡村一级则有“粗巴”(税官)和“根保”(乡长和村长)。1914年,英国政府制定所谓“麦克马洪线”,将门隅在内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英属印度。1944年,英军进入达旺设立哨所,遭到藏族和门巴族的反对而撤出。但门隅此后仍被印度占领,西藏官员均被驱逐。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门隅便处在印度的控制之下。

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当中,想家的仓央嘉措只能以诗歌寄托他的思念。200多年以后,他的一位同乡也站在西藏的中部向南眺望,回想着达旺河浇灌的稻米是什么滋味。在老焦的记忆中,1950年代以前,西藏对达旺还有一定的控制权。管理达旺和错那的地方长官(宗本)是同一个人,炎热的夏天,宗本到北边的错那任职;寒冷的冬天,宗本便到南边的达旺上任。老焦家住在达旺江卡宗,村里建有宗本的房子,规模很大。直到1950年,宗本还住在这里。60年代以后印度人完全占了达旺,宗本没了收入,呆不下去,只得撤回西藏内地,房子也被拆了。

按照僧差制度的规定,达旺的每户人家要往寺院送小和尚。各寺定有名额,如拉萨的三大寺,色拉寺送2人,哲蚌寺送3人,甘丹寺送1人,加察的达布寺送5人。印度人来了以后,说愿意当喇嘛也可以,不愿当喇嘛也可以,僧差制度无法实行下去。达旺寺的僧人大部分还了俗,1962年还剩下300多人,后来不知还有多少。老焦有三兄弟,本来老二该支差当和尚的,达旺寺还来催过。但印度人来后不让送,所以老焦家没有人走上学佛的路。唯一留下一点同佛教的联系,就是老焦现在的工作,经常要和寺庙、活佛打交道。

说起两个弟弟洛桑旺觉和旺堆次仁,以及年迈的母亲,老焦有些激动。自从逃离达旺以后,一直没和他们通过信,怕印度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给他们找麻烦。后来偶然碰到一个故人,才得知他们的消息:

“1950年的时候,有个西藏色拉寺的喇嘛到过达旺,在我家吃住了半个多月,大家搞得很熟。现在他入了瑞士籍,老婆也是外国人。前年他回西藏旅游,来看藏王墓,我陪他去。他对我说:你是不是琼结人?如果是,把这里的历史给我讲一讲。我说我不是本地人,但少量可以讲一点。他于是奇怪地问:你不是藏人,又不是琼结人,那老家在哪里?我说在达旺。他忙问在达旺哪个地方?我说在江卡宗。他说哎呀!你是不是多吉卓玛的大儿子?我说是呀是呀!他说,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去年我到达旺去了,你母亲还健康得很呐,两个弟弟都分家了,住得离母亲不远。都讨了媳妇,生了小孩。明年我还要去,跟你母亲好好讲讲你在西藏的情况!

我就想了,现在对外开放,能不能把西藏的错那开放搞旅游?错那和达旺以前由一个宗本管,离我家近得很,就可以回去看看啦。听说前些时候印度总理访问北京,说要开放错那,我们同意了,还准备了充足的货物想做交易。可是又听说印度方面不让门巴人和不丹人从那边过路,结果没有开放成。”

 

六 心里的门巴语

老焦停止讲述,拿起酒杯闷闷地喝了一口。过一会儿,他把话题转到佛教,告诉我,本县1960年以前有25座佛寺,现在还有23座,僧、尼约300人,而且把各寺的现状详细作了介绍。看得出来,老焦对佛教挺有感情,琼结县的寺院他都跑遍了,对各寺的情况十分熟悉。其实,在离开达旺以前,他受的都是佛教教育。另外在西藏呆了30多年,潜移默化地也受了不少影响。他的妻子就是藏族,1968年在乃东县成的亲。生了三个女儿,老大从拉萨体育学校毕业,当了教师。老二当过几年兵,退伍以后在琼结县当护士。最小的一个还在上小学。老焦本人一眼看上去,和藏族没什么两样,黑黑的,戴一顶藏式礼帽。平时在外都说藏语,这是他从小会讲的一种语言。如果开会遇见同族的人,他就想说门巴话,因为这话和对家乡的记忆有关:

“我离开家乡30多年,事情有的记得清,有的记不清,可我的亲属名、地名都没有忘,门巴语没有忘。门巴语的标准话是达旺语。我说的话,那一带的人都听得懂。我们那里土语多得很,可只要达旺人一说话,所有门巴人都听得懂,不丹人也听得懂。”

从老焦住处的窗口,看得见远远那边耸立如小山一般的藏王墓。墓群下面没有核桃树。这种主干粗大,绿枝伸展开来可以遮住一个篮球场的植物,多长在水源充足,气候湿热的河谷地带。只有在核桃树下,才有门巴族的村子,也才能听见门巴语。那是老焦今生今世再也丢不掉的语言,一种像树根一样盘结在他心里的声音。

 

 注释

(1)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58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       索朗旺堆、康乐《琼结县文物志》38页,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6年版。

(3)       冀文正“门巴族的复合葬”,《西藏民俗》,1994年4期。

(4)       同上。

(5)       王沂暖《仓洋嘉错情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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