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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僧的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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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幻想而上路, 在路上讲故事。 图文除署名外均为原创。 这里就像作者的个人图书馆。 欢迎阅读交流,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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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的力量  

2010-02-24 16:27:21|  分类: 云南历史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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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向靠打风光和风情牌吸引眼球的云南,忽然有了厚重的感觉。这厚重感源于对云南历史的再发现。万众瞩目的焦点都集中在一处,那就是滇缅抗战。

2008年,云南保山市的摄影家王华沙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里面收集了他几年间为20个远征军老兵拍的肖像。那些如老树疙瘩一样的脸孔,从黑暗中凸显出来,眼神坚定,嘴唇紧闭。其中一段关于杨玉兴的介绍这样写道:

“杨玉兴,94岁,四川泸州人。

在远征军2军9师,副排长。参加过淞沪、台儿庄会战,松山、平达战斗。原有两个孩子,已去世一个,现和唯一一个智理不全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靠捡破烂与父亲同生活。近年来每年可领到由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部门发给的1500元的生活补助。现居住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更嘎乡。”

抗战已过去60多年,杨玉兴和其他劫后余生的老兵一样,没有得过勋章。那些死去的战友,大多连墓碑都荡然无存。即使经过国共内战而活下来的老兵,1949年以后都处境惨淡,包括我的大舅。

 

野史的力量 - azara - 游方僧的行囊

大舅和他的母亲、妻子、三个儿女。大人孩子都拿着他自己做的小提琴,像拿着枪的士兵。

 

母亲在她的回忆录中,简略地讲了大舅的故事:

“大哥郭子解放前曾就读于成都音专学小提琴,颇有音乐天赋。抗日战争时,由于独山失守,他和在音专的一批师生报名参加了青年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当过上等兵。日本投降后,他又回到四川成都音专改学大提琴两年,并具有独奏水平。解放初期曾在中央音乐团(现在中央乐团的前身)工作,后调上海交响乐团作大提琴手。当时和大哥同台的大提琴手有司徒志文、陈鼎臣等我国著名的大提琴家。当时白俄罗期著名大提琴家舍甫佐夫是他的指导老师。大哥拉完了所有大提琴演奏曲目,又将一些著名的小提琴独奏曲如‘流浪者之歌’改成大提琴独奏曲,他的老师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大哥经过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件事,积极准备参加大提琴国际比赛,在上海多次举行过他的大、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还教了不少学生,收入颇丰。50年代初他的一张室内照片就有相机、录音机之类。

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因参加过远征军,被错打成反革命,被关押在一劳改农场强制劳动改造。在劳动中他用旧木头自己制作了一把小提琴,在晚会上演奏受到好评。1958年他的问题得到平反,本应回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但大哥坚持要把家里的一些人迁入上海,团里不同意,该团领导又以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将他遣送回营山老家,住在纸市街,以教小提琴为生。

由于教小提琴用了西洋的教材,屡次被作为崇洋媚外的典型进行批斗。每月全靠我们寄去生活费、粮票和衣服等度着艰难的日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在‘我们都有一双手,不能在城市吃闲饭’的左的口号下,大哥一家被赶到农村自食其力,没有住房,就在亲戚家旁边搭了一间小小的茅草房住。没柴烧就到很远的高山悬崖的山洞边拣从山上掉下的树叶。有一次他用绳子将自己吊下去拣树叶,绳子断了,大歌被摔昏多时才被人救起。

就在这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他和一个出身贫下中农、没有文化的大嫂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儿女。他能给予他们的爱就是教他们学音乐、拉小提琴,没有钱买琴就自找木头做。同时他又以每月几斤粮票,几元钱的报酬教了一些学生。他教的学生,有的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有的进了地区歌舞团或京剧团工作。

为了生存他还搞了什么捕鱼器、四管高射炮之类的发明创造,有一次闯进一个会场,想献给中央、省里来的领导,被警卫员当成坏人打了一顿。

文革过后,他带着三个儿女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自谋生计,在四川的昭觉、西昌、渡口及云南等地的工厂、农村、茶馆进行大棚车式的音乐演出,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和支持,不但增加了收入,而且收到不少锦旗、奖状。大哥还用挣来的钱给公社大队买了一台拖拉机。

大哥一家流浪演出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人不买票混进演出场内,当他看完表演和了解大哥的遭遇后感动了,主动补票表示歉意。小女儿演唱“雁南飞时”,一些观众心酸落泪。一位经济日报的记者,看过他们父女的演出,就向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推荐,王昆叫他快去找来听听,由于大哥居无定所,记者向公安、民警求助,终于在成都市劳改局招待所找到大哥。公安一进门,大哥以为他们是来抓他们的,吓了一跳。大哥带女儿到王昆住处,王昆和远征等几位专家听了孩子的演唱后,立即拍板,马上合乐,当晚上演。当报幕员说明今晚将由一四川农村小女娃为大家演出时,台下出现一片嘘声。她开始唱了一句‘我爱你,塞北的雪……’,她那高亢清脆银铃般的声音把场内听众震住了,稍停片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连唱了好几首歌才下了台,演出结束,人们为四川出这样一个新苗而激动,有的涌到后台要求签名,目睹芳颜,大哥被挤在人群中动弹不得,激动的泪水流淌不止。……”

大舅流浪到昆明,在一个小文化馆演出时,我去看过。母亲说他以前爱拉‘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陆军进行曲’,现在我才明白,那和他从军的经历有关。但我无从考证他参战的历史,因为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自述。

这些为国抗战的老兵,与历史一道沉沦了。当“前朝”的历史还属于禁地,抗战史不是全民抗战史,而是党派抗战史的时候,他们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为他们掀翻这段历史的,不是御用的史学家,而是一帮普通人:

在腾冲银行工作的段生馗,用20多年时间收藏了近5000件抗战文物,开办了自家的滇缅抗战博物馆;

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坐牢的腾冲人段培东,在同牢房的犯人那里第一次听到远征军的故事。出狱后,他一边务农,一边访问当年的将士,写成多部滇西抗战的著作;

昆明人戈叔亚,我大学的学弟,1980年代毕业后,就边打工边调查云南抗战历史,许多研究者在他的引导下进入这个领域。

深入当地进行调查的,还有云南女子孙敏、在西双版纳当过知青又就读于云南大学的邓贤、资助过《山茶》(今《华夏人文地理》)和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的章东磐以及许许多多民间学者,经过他们坚韧的努力,中国现代史中悲壮的一章终于重见天日。

在中国历史的书写史中,野史从来被正史排挤和抹杀。而这一次,《资治通鉴》的遮掩术被野史揭穿,正史不得不按野史重新改编。一群儿孙辈的“滇军”,一群在野的司马迁,揭开了“云南印象”的表层。也为中国现代史立了一块里程碑。

很快,以“战后世代”为主力的旅游者会蜂拥到昔日的滇缅战场。但愿他们领略到点什么。历史总会假手拿笔杆子的人湮灭自己的足迹,我们能捡到几粒碎片,已属幸运。

一些参考资料:

 

段培东《剑扫烽烟-滇西抗战记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松山大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戈叔亚博客:http://blog.ifeng.com/1814067.html

孙敏《大战场,小细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章东磐《父亲的战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金明翻译,1991年。

关爱老兵网:http://www.ilaob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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