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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之书十三章(4)登春沟的猫猫兵  

2010-05-06 08:48:02|  分类: 雪山之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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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之书十三章(4)登春沟的猫猫兵 - azara - 为玉树人民祈祷

登春沟女子的打扮

一个多月前,我见到另一群老年人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是在四川省小金县的登春沟。3月10-11日,我们应四川“社区伙伴”的邀请,到小金县木坡乡考察当地藏族社区项目实施的情况。当地人把这条汇聚了几个村子的山沟叫“登春沟”,把自己叫做“嘉绒藏族”。说老实话,到小金之前,我有某种担心,听说那里汉化很重,见到县城花花绿绿的样子,便做了“看不到多少东西”的心理准备。

但车子进了登春山沟,一路走,心情便一路开朗起来。“绒地”(河谷)的地理风貌,藏式格局的石头房子,妇女和老人的节日服装,咬着藏文字母发音的土语,男人女人轮廓分明的容貌。可以肯定,他们还是我熟悉的藏族。

老人们把“嘉绒”解释为在河谷搞农业的藏族,而且整天都在讲当地打仗的历史。这些,帮助我形成了对该地区的简单印象:这里是两种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其一,它是藏族农区和牧区的边缘,登春沟里的四个村子,三个以农业为主,是地道的“嘉绒”。最里面的康乐村却以牧业为主,说的语言也不同于嘉绒,而与马尔康的牧区一样,这个村的人也自称属于“安多”藏族。分布在小金、马尔康、金川、丹巴、雅安、理县等地的嘉绒藏族,大多在河谷从事农业(或说半农半牧更恰当)。他们与在高原从事放牧的安多藏族毗邻,所以登春沟里才会有三个嘉绒村子,一个安多村子的情况出现。其二,它是藏地和汉地的边缘。县城周围据说藏族也很多,但大都半汉化或完全汉化了。县城里及其附近,汉族的观音阁、外来的天主教堂、回族的清真寺、藏族的喇嘛寺遥遥相望。越往登春沟里走,藏族的味道越浓,但人人都操着一口四川汉话,据说不少人家还是清代屯兵的后代,又显示出藏汉文化的融合。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也和这里地处汉藏交界有关。

雪山之书十三章(4)登春沟的猫猫兵 - azara - 为玉树人民祈祷

男人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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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沟里举办的文化节

这天,整条沟的村民都来参加老年协会组织的文化节。没料到,我们看的歌舞,听的故事,无不牵扯到200多年前一场历时30多年的战争。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老人们表演的“兵舞”,有拿弓箭的将官,也有抬火枪的猫猫兵。我问几个表演者才知道,他们演的,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对于登春沟的人们来说,最大的冲击来源于战争的记忆。这场战争在史书中叫做“大小金川之役”。从前,我是站在一个汉族学生的立场听老师讲这段历史,归在清代“改土归流”的篇章里,一带而过。事件发生在清朝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747~1776年),清廷对四川省的大、小金川藏族土司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作战。大、小金川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多为河谷地带,居住着约3万户藏民。为征服这3万户人,清廷首次出兵就达3万,后又不断增兵,屡战屡败,统帅有的被撤换,有的被治死罪。后来发展到以碉堡对碉堡,建碉卡上千座,以火炮昼夜轰击,方逐一攻克藏人防守的堡寨。我们在康乐村,一个老人指着上面的山坡,说那里有个叫“铁棚子”的地点,是乾隆爷的官兵杀藏族人的地方。还说原来大小金川叫金川,没大小之分,清兵在那里砍人,砍下的人头倒朝沟这边,就叫小金川,身体倒向山那边,就叫大金川。以后请村民画社区地图,他们一定会把与战争有关的地点一一标注出来。吐蕃时代征讨尼泊尔、清代的大小金川之役、鸦片战争时送兵到沿海,战争把嘉绒藏族同中国的大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如今又转变成深刻的记忆,成为嘉绒藏族文化中埋藏最深的一个细胞。

回来查阅资料,我又发现,金川之战的第一个将领是四川巡抚纪山。他战败后,清廷便将云贵总督张广泗调任为四川总督,统兵3万分两路由川西、川南进击大金川。这个张广泗,在20年前曾是另一事件的干将。那场事件,在历史上以“改土归流”而闻名。那时,张广泗任贵州按察使,镇压的是苗族和侗族。所谓“改土归流”,指的是清朝雍正和乾隆年间,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广西等地区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流官管理体制的政治改革行动。这次行动涉及今天滇、黔、川、桂、湘、鄂六省的彝族、藏族、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区域。尽管此项改革的倡导者,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了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的策略,但血腥的杀戮仍处处可见。蒋子丹在《边城凤凰》一书中指出:

“清政府对苗疆的统治,非‘铁血’二字不能形容:‘尔杀内地一人者,我定要两苗抵命,尔掳内地一人者,我定要拿尔全家偿还’ ,‘苗边恶习凡有不平等事,或力难泄忿或控断不卿(清),投入苗寨勾引多人潜入内地,不论何人坟墓断棺取颅,不论何姓人牛非杀即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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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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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锅庄的都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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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兵舞的也多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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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猫兵扛着洋枪出场

雪山之书十三章(4)登春沟的猫猫兵 - azara - 为玉树人民祈祷

在雍、乾“改土归流”之前,西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尚处在本地土司或地方首领的管辖下。其文化相对封闭而自成一体。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某种地方性的文化对外部强势文化的“开放”,那“改土归流”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现代化”。在大兵压境和高压政治的夹击下,这些民族大多被迫向汉文化开放,府﹑厅﹑州﹑县的建立,赋税的缴纳,贸易的流通,土地私有的盛行,汉族语言和风俗的普及,均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五四运动以后,西南地区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跟汉族一起被卷入一个更大的、以西方文明为标准的现代化浪潮中,经历了1950年代至今的阶级划分、集体化、大跃进、破除封建迷信、文革、包产到户、经济开发、旅游开发的全过程。他们的文化,从婚姻家庭(如一妻多夫、母系大家庭)、社区管理(原有的村寨组织)到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如服装、节日),都曾被全盘颠覆,支撑他们社会和人心的价值体系,多已残缺不全。即使是大多数人信仰佛教,对世俗功利最淡泊的藏族,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我到藏区考察曾惊讶地发现,青海中年一代的藏族,大多数人年轻时没有接触过佛教。云南的藏族,大多数人不会写藏文。登春沟的老人说:

“我们从老辈那里学了一点,中断了好多年,好歹还懂一些。我们过去的传统很多,文革时都破了。以后的年轻人一概不懂,他们心大,天不管地不管,跳磁带舞,出去打工,不懂藏文,不懂孝道,快要成不藏不汉的废人了。我们老年人受佛教的感应,相信人死后要超度,相信还有下一代人的希望,年轻人却以为人死就像菌子一样烂掉,不会再发。所以我们老人很关键,我们不传,嘉绒藏族的文化就要失传了。”

这话语中透露出痛心和焦急。晚上我们参加登春沟村民跳锅庄舞,这边跳传统舞蹈的全是老年男子和妇女,年轻人都聚到10米开外的电灯下蹦迪。作为一个城里来的汉族人,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西方文化和汉文化强烈的诱惑和冲击,都说是为了人们更加幸福和快乐。这种思想以及它造成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每个少数民族村寨,既给年轻人,也给老辈人带来同样的困惑:

我们是谁?

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没有价值?

我们在做以往的项目中感受到,每个社区都有一批独特的力量,有的是年轻人(如德钦的卡瓦格博文化社和江坡村),有的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如云南双江的千福村完小),而大多数是了解并热爱传统文化的老人们。2000年-2004年我们在云南藏区开展“社区影像教育”和“社区教育”两个项目,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汤堆村的制陶师傅孙诺七林、茨中村的退休教师刘文增、教堂管事吴公顶、云岭乡的退休干部仁钦多吉等。他们心性专一,能看清外来事物的利弊,知道为什么要参与文化和环境保护活动,而不是盲目地跟风。登春沟和红坡村的老人也是这样,他们在讨论时谈了成立老年协会的动机:人老了要做开心的事;要做一点好事,劝年轻人不做坏事;要学自己的文化;为了来世有好报;要让小的对老的好,不要只有对儿女的孝道,没有对老人的孝道。

 “道德”、“孝道”被老人们反复提及,这应该是他们对“文化”最切身的感受吧?老人们说出了传统轮回观念的核心。在轮回观念之上,藏族形成了两个层面的道德规范:一是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这世界并非由人类主宰,而是由许多生命(生物)共享,他们保持平衡,大的世界就能和谐。二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即老人们强调的孝道,众生通过世代的轮回互为父母,他们既传承着文化,也传递着人对人的关爱。人们相处有道,才有社区这个小世界的和睦。文化有这样的价值体系为支撑,才能由之而发展出关于环境、关于生命、关于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节日风俗等礼仪。

有趣的是,红坡村和登春沟的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从成立老年协会入手。2006年在木坡乡的 4个村(木坡,登春,青春,康乐)成立了老年协会,成员360多人,年纪都在60岁以上。下面按居住片区分为7个分会。把自己组织起来,是老人们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在不同的社区,由于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以及历史传统的影响,村民们会有不同的组织方式。有以地区或县为单位的非政府组织,如青海玉树的“三江源自然环境保护协会”、云南德钦县的“卡瓦格博文化社”、四川甘孜的“绿色康巴”;有行政村或自然村成立的草根组织,如青海玉树州几个村的环境保护协会,西藏贡觉县某村的“神山保护同盟”;也有一些民间的学校,如德钦县的几所私立藏文学校。在内地,农村的各种草根组织也在蓬勃兴起,有妇女协会、小额信贷的管理委员会,而中央政府正在推动的农民协会,将会成为农村自治更有效的方式。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依靠三个部门的合作才能实现,它们是:政府部门、产业部门(公司)、非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政府以法律为基本的管理手段,产业部门以经济为主要的杠杆,民间组织则以维护道德和开展公益事业为主要动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的第三部门将日益成型,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在过去一年里,登春沟的老年协会开展的活动,以藏文教育作为基础,这又是与德钦藏族不谋而合的地方。他们打算在木坡和康乐办两个藏文和汉文扫盲的学校,并集资盖了房子。做这件事的重要性,老人们想得很清楚:小金有嘉绒和安多两种藏话,需要借助藏文,说这两种藏语的人才能沟通;中青年人过去没机会学藏文,不懂藏文,就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的条件,这样下去,会丢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教育部门近年实行合并乡村校点的政策,把小学生集中到乡政府所在地的木坡完小读寄宿制,给一些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压力,也使孩子在放假的两天吃不上饭,家长要去学校为孩子做饭,造成家庭劳动力的紧张和部分儿童失学。据王利明等老人讲,仅康乐村,上不了学的学龄儿童就有50多人。如果村里办起扫盲学校,这些孩子便有书可读,还可以学习藏文。

老年协会向县教育部门递交了成立扫盲学校的报告,未有答复。他们没有等待,已经办了藏文扫盲班,寒假教两个月,暑假教一个月。陈治清老师完全是义务教书,另一个年轻老师因家庭困难,需要给予补助,在教育部门批准建立学校之前,工资还无法解决。

老年协会很明白他们工作的起点和重点:由藏文的扫盲开始,逐步开展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了这个基础,才能重建社区的道德规范,之后才谈得上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

  为了做藏文教育和文化传承,老年协会按照县文体局的建议,申请资金建了一个文化站。他们说现在有了一个家,老年人可以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如办藏文班,组建乐队,学习法律法规,举办老年健康知识讲座。

文化站是登春沟老人们的一个发明,在很多地区,由政府办的文化站、文化馆因经费缺乏和管理不善,往往起不到推动乡土文化的作用。考察的那两天,我们跟老人们做了很多交流,经过讨论大家明白了一个要点:想把文化变成产业,不是文化站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工作应当是整理和挖掘传统文化,为教育自己的年轻人,保护自己的传统而用。

在云南的很多地方,旅游和产业开发成了保护传统文化的“根本理由”。但文化首先不是产业,而是知识;不是表演,而是日常生活。文化的价值主要不是换取金钱,而是维护社会道德和正义,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而许多所谓的“文化开发”,却为外来者剽夺本土文化和艺术制造了借口,真正得利的是商人,损失的是因社会道德沦丧、传统知识流失而痛苦的社区。至今,我们在各地还很少看到既做好文化开发,又保证了村民权益,促进了乡土传统保护的例子。我们应该对文化和旅游开发保持谨慎的态度。先把文化保护的事情做好,使社区有了免疫力,再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才不至于跑上水泥路停不下车来。

我感觉红坡村和登春沟老人组织的两个文化活动都相当圆满。由各社轮流举办的制度,以及各项工作的分工,如接待时的白案、红案、茶师、杂工,不同于非政府组织做项目的习惯,却非常符合社区集体活动的传统。和我们在红坡看到的情形一样,登春沟的文化节村民参与度很高,连在城里工作的藏族也组织专门的表演队前来参加比赛,场面的热烈,与青海和云南藏族文化节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充分体现了嘉绒藏族的特点。尤其是“得尔奔”(武士舞),以舞蹈的形式展现了嘉绒藏族的历史面貌,又与传统的藏族古装武士表演一脉相承。

如今关心文化保护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很多人说的“文化”,往往局限在书本上,局限在封闭的教室里。参加红坡的弦子节和登春沟的文化节,教给我一个简单的道理:

文化知识不仅体现在文字和书本里,更是活生生的生活和仪式。现代社会缺的不是书斋里的教育,而是在社区仪式中不断被实践着的教育。

同时我也看到了老人们在社区教育中活跃的表现。他们被现代社会当作“退休”的、无用的、被养着的人。但在所有传统文化里,老人们都是知识和智慧的拥有者,是年轻人的教导者。而且,老人们在社区内外都有人缘,能够吸引和动员村里的、县里的、民间的、政府的多方面参与,并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他们本应该是社区文化重建的主力军,是恢复社区凝聚力应该依靠的重要力量。红坡弦子节结束后,我们去看村民射箭。每年的农历3月15日,村里的男子都要聚到附近一片山坡,比赛射箭。这个节日过完,牛群就要上山,家里人也要外出找副业了。在射箭场,我们见到的一多半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在场地两端各埋一根木桩做靶子,一来一回,每天要走几十公里。其实,他们哪里像是老人?他们似乎比村里的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更有活力。论年龄,也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想到此,我又禁不住嘲笑自己从大城市带来的偏见。德钦的朋友反复说过,家里有老人是一个家的福气。所以他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议论我,经常会叫我“阿尼”(老爷爷)。想到这里,我倒以被尊为老辈人而自豪了。红坡的老人在组织弦子节和射箭时,都表现得从容大度,他们的确很自豪。在家里,他们坐着最尊贵的位置,那是因为他们用青年和老年时的作为,证明了自己是行者,也是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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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乐器的几位老人,便是组织这次活动的骨干。


[1]参见蒋子丹《边城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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